时代背景下的个体经验和思考，一定会影响你的写作。这是本月澎湃新闻思想新闻中心编辑们在读的书。

　　章开沅先生的回忆录，近乎一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史，这是在看书之前就有所预想的，也是兴趣所在。实际阅读中，在远没有进行到学术人生的阶段时，就被深深吸引了。

　　故事从世家少年的家族往事写起，有祖辈与父辈在家道中落之际的命运，有祖母、外婆、母亲等家族女性的人生，有“边缘人”奶妈、拳师、私塾先生，还有对幼年时代的自己“内向、体弱、自卑和失落”的坦然剖白。章先生笔端的情感细腻深沉，也从这些亲人的命运中写出了一位学者对时代的理解与追问。

　　及至少年章开沅kaiyun平台参与，两次退学，流浪川江，从盗匪的刀口下死里逃生，又投笔从戎，投身革命，更是跌宕起伏的“历险记”。

　　时间的洪流再向前，投奔革命的民主青年在“斗争”高潮时期成了“修正主义苗子”。襁褓中的突发急病，躺在医院滴水不进，性命垂危，特殊年代的父母由于“戴罪之身”而求助无门，叫人读来心酸。所幸当时被“发配”在病房扫地的是一位资深呼吸科医生，暗中看诊并告知婴儿护理方法，才得以救回一命。

　　至于后来章先生以知名学者出任大学校长而力行改革开放，与海外学者“破冰”，广泛参与文明对话，担任多处文化建设的策划和顾问，已是众人皆知的美谈。回忆录中写到陈诚档案文献入藏华师的前前后后读来尤为有趣。

　　印象很深的一个细节是，无论是学生时代被关“重禁闭”还是“文革”期间进“牛棚”，作者都能顶着牢狱里刺眼的灯光“瞌睡沉稳”而“一觉天亮”，实在是一种过人之处。

　　回忆录写到2011年kaiyun平台，正是辛亥百年，章先生说这一年“全年无休”。现在想来，那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环境得天独厚，各地学者、中外学者交流对话不断，史料也先后开放，真是一段“闪亮的日子”。章先生无疑是筚路蓝缕的开拓者，功不可没。

　　正如罗福惠教授序言所说：这些被先生自己谦称的“凡人琐事”，实则紧扣着百年历史的脉动，不仅必然地带上了国家与世界的宏大叙事的背景，而且在当时本来就是时代大合唱中的低声部，也是今天的历史回声中的心灵独白。

　　《纷纭万端》是近代史学者沈松侨的论文集，所收文章横跨1986年至2010年。全书分为三部分，体现了作者在不同时期的学术重心。第一部分“思想与人物”收入两篇文章，分别论述章士钊与胡适。前者渊源于作者的硕士论文，后者则为纪念胡适百岁冥诞而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篇文章皆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地区史学界兴起的思想史研究热潮相关。第二部分“政治与经济”是作者在八十年代末参与张朋园主持的第二期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计划的产物。当时，作者集中考察了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河南省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迁，遂形成三篇论文，分别探讨了河南的地方基层政治、经济作物和地方精英。

　　第三部分“国族与国民”反映了作者九十年代以来的研究重点：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这一时期，作者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回到了文化思想史领域，之所以将民族主义作为核心议题，既与苏联解体后，分离运动与族群冲突频发的时代氛围有关，也因民族主义本就是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最大思想动力。此部分收录了作者的三篇论文，分别是对近代中国国族想象历史脉络与思想背景的综述、对“国民”概念复杂意涵的梳理，以及对日常生活场域的国族化的讨论。作者说，在民族主义问题上，他主要受安德森和盖尔纳启发，采取“建构论”立场，以修正传统的“根基论”观点。虽然概括而言，确实如此，但实际上其分析更为复杂，毋宁是辩证的。他认为，“所谓民族想象，并不是虚构，也不是造假”，而是“以固有的文化、历史资源为基磐”，关键在于“如何妥善运用过去所遗留下来的历史的与意识形态的诸多选项”。

　　回顾作者的整个治学生涯，发表不算多，但就这本文集看，可谓精彩纷呈。我们能读到丰富的理论资源、宏大的比较视野、清晰的综合能力、精到的结构化思维。如此对学界的贡献，未必逊色于那些著作等身的学者。

　　【巴勒斯坦】萨里·努赛贝/著 【美】安东尼·戴维/文字协助 何雨珈/译，当代世界出版社·理想国，2024年7月版

　　读《故国曾在》的时候，我的内心一直是复杂的。一方面，处在目前的国际政治形势之下，这本今年7月出版的大部头可谓无比应景。作者萨里·努赛贝的家族世世代代都是耶路撒冷的高官，堪称“世家子弟”，而他本人则曾在牛津、哈佛求学，后来担任耶路撒冷圣城大学的校长，被阿拉法特任命为驻耶路撒冷代表。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他得以见证、参与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阿拉法特、沙龙、贝京等举足轻重的中东政治人物也有接触——他的这本自传，成了“一个人的巴以冲突史”，从中我们能以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巴以问题这一出由纠葛千年的多种因素积累而成的文明惨剧。另一方面，也恰恰是由于时局的映衬，萨里·努赛贝包含理想主义色彩的呼吁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他多年苦心孤诣的奔走努力显得那样的徒劳无功。这位一生致力于通过非暴力方式解决巴以问题的学者，因为坚持温和的和平主义立场，既被巴勒斯坦的激进分子视作叛徒、“巴奸”，又被以色列当局形容为“披着和平羊皮的最凶狠的狼”。这不仅令人沮丧，更会带来生命危险。

　　阅读过程中，我不免在想，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萨里·努赛贝不断前行呢？书中给出了很多答案：悠久的家族传统与良好的家庭教育、对祖国与人民的深切的爱、对先哲的经典的研读……而我个人更受触动的，是一些与文学相关的细节：萨里·努赛贝的爱好是写童话，会在耶路撒冷的大学里开设文学课程；他被以色列警察逮捕时，随身带着一本《银河系漫游指南》（或译作《银河系搭车客指南》），在狱中还在读这本无厘头的吐槽神作；他为了了解以色列，很早就学习了希伯来文，博览以色列的小说与诗歌，并深深地被阿摩司·奥兹的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打动，读遍了能找到的所有奥兹的作品……从这些细节中不难看出，萨里·努赛贝拥有一颗天真而满怀好奇的赤子之心，这样一颗赤子之心，会在无边的黑暗中燃起温暖而明亮的小小火焰，既照亮自己，也鼓舞他人。

　　《点石斋画报》1884年创刊，由上海《申报》附送，每期画页八幅。1898年停刊，共发表了四千余幅作品。内容“选择新闻中可嘉可惊之事，绘制成图，并附事略”，展现了晚清各阶层人群的面貌和社会变化。这是大家都有了解的。其中有不少涉及志怪的内容，以往只是翻阅时零星看到，虽曾偶尔想过全部翻检以了解晚清志怪传统的特点，最终还是懒了。所以这次看到盛先生编辑的这部书，立刻毫不犹豫下单。最初知道作者，是他专注海怪图像，后来视野逐渐扩大，延伸至广义的志怪图像。所以由他编辑这部书，确实最合适不过。

　　本书从四千多幅作品中，选出三百幅，分为精怪、鬼魅、狐仙、异物、怪胎、妖术六卷。每一则占两页，左边是画，右边是录文和释评，完全按照“左图右史”的传统编排。其中最多的是鬼魅，有97则；精怪有90则；狐仙较少，只有15则。我先读了鬼魅和狐仙部分。《点石斋画报》的主笔是吴友如等人，对图像的评价我没有资格，所以更关注其中的文字部分所体现的志怪传统在晚清的变化。

　　对于文字作者，陈平原先生认为：“起决定作用的可能是画师，也可能是文字作者，更可能是双方协商的结果。事关画报社内部的操作规则，缺乏史料，只好存疑。倒是为《点石斋画报》撰文的，并非画师本人，这点基本上可以断定。……最大的可能性是：画报社内部分工合作，绘图与撰文各司其职。撰文与书写可以合一，但文图二者的制作，应该是分开的。仔细品读，不难发现同一事件的叙述，图像与文字之间，常常出现缝隙。”无名氏的作品，虽然文从字顺，但是比之纪晓岚、袁枚等，肯定逊色不少，更重要的是，纪袁等人对幽冥世界的认识有自己的看法，而画报的文字作者终归是看图说话，但另一方面，倒是可以了解社会一般层面对鬼的看法。

　　比如，涉及缢鬼、溺鬼的记载较多，共14则，僵尸有6则，虽然内容上并无新奇之处，但可以想见人们对强死的恐惧感还是根深蒂固，且此类情节离奇的重口味记载更易制造“爆款”。比如，235页的“僵尸会亲”，只看标题就忍不住要翻看，但内容却极简单。反之，涉及冥府运作的记载较少，如明清时期冥府最风光的基层官员城隍，只有4则，其中有一则还是借用《子不语》的。对一般人来说，了解冥府机构运作这种无用的知识没有意义，还是反映因果报应的爽文更为吸睛。至于纪晓岚热衷的讨论鬼世界的规则、底层逻辑等特点，在这些记载中几乎都没有。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画报毕竟是新闻纸，不是时评，更不是理论探讨，所以，主要宣扬的还是这类观念：“盖冥间最重孝子悌弟，虽有大罪，亦可抵消。惟奸夫，则厥罚綦严，永不得转轮人世云。”（299页，“阴曹视事”）

　　南人呼鬼，音如举，称物价之贵，音如据，谓归去之归，音如居，义各不同，而音则同。有先正某公，未第时读书空宅，宅素有怪，一夜灯坐读，三更后，阴风自来，窗户为开，但见似人非人者数辈，拥而入见公。一鬼呼曰:“有鬼。”群鬼齐呼曰:“大鬼，快鬼。”纷纷窜去。公不解所谓，即亦置之。是年举于乡，明年联捷，入词垣侍禁近，不十年而官一品，告终养乃归，偶举此事以告人，人曰:“此鬼有先知。有鬼者，有举也。大鬼者，大贵也。终养之告，抽身归去，所谓快鬼者，快归也。三字之义不同，而音则同。

　　鬼说方言的记载，在志怪中较为少见，这里提到说沪语的鬼，读来颇有趣味。373页的“鬼话”一则，也很有意思：

　　豫人张元达流寓吴城，赋闲日久，一家数口，待哺嗷嗷，无可为计，将图自尽。乘夜启扉潜出，奔至葑门外某姓坟旁，瞥见相离数步之遥，有三人席地聚语，异而听之。一人曰：“求死莫如赴水，泠然沁骨，汩然满颐，如渴得浆，如热得凉，莫乐于此也。”一人曰：“烧死尤胜，炙手可热，著体皆融，赤面如福德神，黑面如元坛帅，巍巍显赫，不亦顾盼自雄乎？”末一人曰：“二君之言皆非也，死莫妙于自缢耳，两足蹈空如蹑云，一项悬绳如吸月，虽千秋架上，不及如是之逍遥自得也。”张听毕默笑，人之求死，尚有何乐？乃犹为是断断。少顷，见三人以争论而至交詈，其声啾啾，不禁大骇。天亦渐明，人忽不见，始悟为鬼，遂不复萌死意，懊丧而归。

　　溺鬼、缢鬼和烧死的鬼为了求替身，纷纷夸赞各自的死法好，最后谁也没有成功。当然，此条亦有所本，《子不语》卷九“鬼争替身人因得脱”讲的就是溺鬼和缢鬼争夺生人替身名额之事，虽未提到烧死鬼，但叙述更为生动有趣。

　　至于狐仙部分，因为样本太少，很难看出什么特点，大概因为狐仙信仰在北方更盛吧，上海的狐仙故事比较寥寥。

　　【日】上村雄高/著、摄影 王思思/译 夏心蕾/审订，深圳出版社，2023年7月版

　　“2011年3月11日，福岛县，福岛核电站爆炸。人类撤离，家庭成员——猫和狗，不得已被遗弃在荒废的家园。……残垣断壁间，这些弱小的生命，在人类都无法生存的土地上，艰难度日。……在福岛核电站半径20公里以外的区域，即使是避难所，也只允许人类进入，猫和狗无法与主人同行。……这本书的主角，是位于福岛核电站西北30-45公里饭馆村的小猫和小狗们，一群无法与主人同去避难所的毛孩子。……小猫和小狗们独自住在曾经的家中，盼望着家人归来，盼望着家人再次呼唤自己的名字。”看到这样的文字，实在无法令我不下单买一本，却又总是不忍心翻开来看一眼。《呼唤我的名字》是一本摄影图文集，作者上村雄高是名摄影师，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一年后进入饭馆村，前后出入250多次，拍下这些留守的毛孩子们。即使是事故发生十多年后，饭馆村也只有三分之一的居民搬了回来，这些留守的毛孩子只能孤独而艰难地活在这片被辐射污染过的土地上。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下他们，上村雄高一次次获得了心灵的治愈。他并不是要去苛责这些毛孩子的主人，也不是对于政府避难政策的不满，更多的是唤醒人们对于自然、对于环境的关注，就像他写到的，看到这些曾经安全的家园、可爱的毛孩子，“尚有余温的生活痕迹和周遭死寂形成的反差，加剧着我对核辐射的恐惧”。

　　【法】让-雅克·桑贝、马克·勒卡尔庞蒂耶/著 【法】]让-雅克·桑贝/绘 周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年9月版

　　本书以年代为序，用自述、访谈、书信、照片及各个时期的画稿串起了让-雅克·桑贝长达七十年的漫画人生，他的自学成才、风格练习，他无时无刻不深陷其中的创作焦虑，他与《西南报》《巴黎竞赛画报》《快报》《笨拙》《纽约客》等刊物的合作，以及《小淘气尼古拉》《劳尔的小秘密》《夏先生的故事》等作品的出版始末与创作自述。

　　桑贝喜欢自比挖土工，一个在脑子里不停挖掘、像寻宝一般挖掘漫画点子的人，看他解说自己的创作是尤其有趣的，他说：“不得不说，谁都有那么点不着调kaiyun平台，得付出极大努力去试图摆脱这种平庸。因为很多时候做不到，所以会对自己和别人撒谎。在《兰贝尔先生》里面，我很喜欢有个场景，有个人在某个时刻说了一句：‘啊，我想起了和我的塔希提女朋友在一起的日子。’另一个人抢白道：‘有过塔希提女朋友的人不是你，是我！’那个家伙回答：‘说得好像只有你一个人有过塔希提女朋友似的！’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这个kaiyun平台，我很喜欢。生而为人的无尽悲哀令我们‘难以安慰又充满欢乐’。一群不成器的小人物，互相嘲弄……自吹自擂、自欺欺人是很糟糕的，因为这会给人的内心深处留下无法忍受的可鄙的悔恨和深深的耻辱感……我就自吹自擂过，我还清楚地记得随之而来的那种痛苦！”再比如，他说：“对于《纽约客》来说，最理想的封面是画里什么都没有发生。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画起来很难。”

　　马克·勒卡尔庞蒂耶说：“桑贝要的是‘迷人’而不是‘惊人’，他摈弃现实主义手法，更巧妙地让读者领会日常生活中为各种问题所困扰的浮浅与徒劳。”“萦绕在桑贝心头的是渺小的人与其面临的各种问题之间这一极为常见的反差，他让我们仔细玩味无限大的世界与我们狭隘的心胸之间的反差。然而，当其他人选择愤世嫉俗或冷嘲热讽，桑贝却用略带忧伤的乐观主义看待世界，不责怪，仅仅提出建议，将之付与读者的睿智。”——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迷恋桑贝的深层原因。而对此，画家本人显然是自觉的——“我其实不怎么画那些应受谴责的人，需要辩解的人。我不为他们辩解，他们活得挺好……我画的人物是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我们只求设法活下去。”“也许是因为我对自己怀有些许同情。我了解自己的缺点，我的同胞们有着相同缺点。面对这些缺点我试着会心微笑，而不让自己去冷嘲热讽。”“我希望有一天能让观赏者从我的画作中体会到某种说不清道不明、难以捉摸的东西，一个动作，一个步态就能揭示某人的整个人生。”

　　【意】翁贝托·埃科/著 米洛·马纳拉/编绘 陈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年8月版

　　《玫瑰的名字》就是翁贝托·埃科的《玫瑰的名字》，“图像”来自米洛·马纳拉。

　　看到Milo Manara的名字，第一反应是“买”。事后哪怕有朋友跟我讲说“没出完呐”，我还是觉得“这很难得，或许是马纳拉在内地惟一的出版得了的书了”。

　　事实上，去旧书平台查一下，赫赫有名的《波吉亚家族》也被重新拆分组合画面成为连环画出版过。

　　这本书——或者说尚未出全的这套书——无需太多溢美之词了，喜欢的人肯定该喜欢。翁贝托·埃科笔下的中世纪奇诡画面，经过米洛·马纳拉的再造得到具象化。中世纪的气味好像穿透纸面袭来，修道院引以为傲的藏书楼在画面中庞然大物如法鲁斯……

　　喜欢的人肯定也会有遗憾。据说有翻译校对上的瑕疵，我只看了图画，所以也没注意到。猜想马纳拉的图像也必然会遭遇一定程度的“加工”，但是想想也就算了……“昔日玫瑰以其名流芳，今人所持唯玫瑰之名”。

　　在许多日本文化作品中，会出现“被狐狸迷住了”、“人被狡猾的狐狸骗了”的故事。然而，本书作者内山竹表示，1965年后日本人被狐狸骗了的故事几乎消失不见。那么，究竟是“狐狸”变了，还是“人”变了？作者以历史哲学的视角，提出了一系列解释。过去的人们在拥抱科学和客观性，着力发展经济与技术的同时，开始失去听见“自然”声音的能力。在“持续进步”的历史叙事中，“被狐狸欺骗”的故事被视作愚昧的乡下迷信，而传统村落的居民也接受了“科学才是进步的”、“科学真理才是唯一真理”的看法。

　　在经历这样的转变后，人们与自然分割开来，村落的历史、人与自然的交流史、民众的精神史都发生了重大转变。思想的变化带来了观察视角的变化，过去时常发生的民间轶事，突然在全国都销声匿迹。对于很多人关心的：人被狐狸骗的故事都是真的吗？作者这样写道：这些故事是否属实并不重要，唯有探寻“人为何不再被狐狸骗了”才能得知更多真相，才能重新捕捉那些“看不到的历史”。

　　这是一部研究“二孩时代”开启以及进入“三孩时代”之后的中国新生育时代的社会学著作。作者之一蒋莱在序章中套用香港作家亦舒的名言“婚姻犹如黑社会”，声称生孩子的“黑社会”性质更甚婚姻——“没有加入的人总不知其可怕，一旦加入又不敢道出它可怕之处，故此内幕永不为外人所知。”看似惊人之语，其中却不乏真相，生育之后发生在家庭中的矛盾和挑战往往被新生命带来的欢乐和忙碌所掩盖，因而很少被公开讲述。这部聚焦新时代母职的学术著作以生动客观的笔触记录下了40多个妈妈的生育故事，并将她们的生育选择和经历置于其人生经历和时代背景中进行考察，在生育黑箱上打开了一道缝隙。

　　全书正文分为生育决策、母女关系与生育观、为母之路、事业与家庭四个章节，涉及冠姓权、性别偏好、单亲抚育、全职妈妈、跨阶层婚姻等话题，通过代表人物的讲述和经历对这些颇具争议性的话题展开正面探讨。虽然访谈对象多集中在来自都市中产家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70后、80后女性，但生育子女数量、原生家庭背景、生育后职业轨迹等方面的不同已经带来了足够的多样性。两位作者除了在附录中奉上了自己作为母亲的心路历程，还将她们的个体经验和思考融入了本书的写作之中，这种置身其中的观察角度消除了一般学术研究的隔膜之感，让这部内容并不轻松的书籍读来十分亲切。

　　【美】约翰·巴思/著 童彤、鲁劢/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乐府文化，2024年9月版

　　十多年前还在读本科时，每天去逛学校周边的书店，是必不可少的一大乐趣。约翰·巴思的《客迈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读到的。阅读体验只能用“奇妙”来形容：三个中篇小说，分别对《一千零一夜》中的赫鲁佐德、希腊神话中杀死蛇发女妖美杜萨的珀尔修斯和杀死喷火女怪客迈拉的柏勒洛丰的故事做了重述，各种反讽、戏仿穿插其中……哦，原来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小说呀！

　　如今读到《羊孩贾尔斯》，多年前的阅读感受重上心头。还是那个约翰·巴思，还是对《圣经》中的耶稣、希腊神话中的俄耳甫斯的故事的重述，以及对种种经典文学场景的戏仿……只不过，这一次，颇有一种“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的既视感：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和苏联所进行的激烈的军备竞赛，催生了种种科技发明，而在这一背景下，小说里的世界分为东西两个校园，分别由两台超级计算机控制，正是在人类科学家的操弄之下，它们拥有了自己的生命，进而成为人类的主宰，而小说主角贾尔斯则是一个被计算机创造出来拯救世界的羊孩。在人工智能的种种消息甚嚣尘上的当下，阅读《羊孩贾尔斯》，让人不禁感叹，文学自有一种能够穿越时空的力量。当然，前提是你欣赏得来约翰·巴思的文学风格。早在多年前《羊孩贾尔斯》于美国出版之时，就有批评家指出，这本小说“适合作为小说教学的材料而不是阅读”。

　　【日】谷口治郎/著 【日】吉井忍/译，新星出版社·读库，2024年6月版

　　谷口治郎是大名鼎鼎的漫画家，代表作有《孤独的美食家》《散步去》等作品。不过，吸引我看这本漫画随笔集的原因，不是谷口治郎（并不是漫画迷），而是“养狗，然后……养猫”（于我而言，是养猫，然后……养狗）。本书收录了四篇漫画和两篇随笔，四个漫画故事有相对的连续性，讲述“我”和妻子照护临终的狗狗塔姆，狗狗死后，收养被人遗弃的波斯猫波鲁，以及迎接波鲁产子、接收离家出走的外甥女小秋一个星期的日常。开篇的《犬之饲》看得十分揪心难过，14岁的塔姆，时日无多，即使无法站立，大小便失禁，频繁出入医院，还坚持忍受着痛苦，不舍得离开主人，让我不得不思考将来自己面对这样的情形，到底是该和狗狗一起坚持呢，还是选择安乐？关于死亡的沉重话题后，养猫的故事就是关于生的了，温暖很多，“我们的心柔软起来”。两篇随笔分别讲述谷口治郎自己养狗以及以自己的经历创作出版《犬之饲》的经过，也谈及了那时日本的一股宠物热潮，那是1990年代初。

　　【加】罗斯玛丽·沙利文/著 陈小慰/译，中信出版集团/中信·无界，2024年4月版

　　这是一本比较特殊的传记。当传记作者向阿特伍德提出撰写这本书的想法时，阿特伍德一开始误解了她的意图，说：“我还没死呢。”这本书的内容并不是关于阿特伍德的整个人生，而是止于1970年代末，那个时候阿特伍德已经成为知名的国际作家。作者想在这本传记中记录一个既独立自主，又能很好掌控艺术与生活的女性作家，但这对阿特伍德也是最难以接受的部分——她可能会被写成一个榜样。作者想知道阿特伍德作为一位女性作家，为什么对写作有着坚定的信念，为什么对自己的创作充满自信。幼年的丛林生活经验像是阿特伍德生命中的底色，让她有一个立足点反思城市生活——“城市世界才是一个可怖之地，在那里她必须要学习神秘的行为准则，而这些准则被其他人视为理所当然”。家庭教育对阿特伍德的影响巨大，父母并没有让她觉得自己是个不同于男孩的女孩，没有培养她成为刻意去取悦他人的人。后来阿特伍德震惊地发现，“大多数父母都不像她的父母那样仁慈，更常见的是极端挑剔的父母，他们总是试图塑造孩子”。阿特伍德在最初决定成为作家的时候，满心相信自己不可能既结婚生子又同时成为一名作家。作者为了解释清楚阿特伍德承受的结婚压力，详细描述了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结婚崇拜”——二战后，一些美国的大学甚至设立了“婚姻系”；在二战结束后的十年里，《成功婚姻》这类图书在北美出版了一千多本。总之，这不是一本仅仅关于阿特伍德的传记，作者对于作家的女性身份十分强调，其中也有很多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考。

　　【毛里求斯】南多·博达/著 曾珠/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7月版

　　查戈斯群岛位于印度洋中心。1783年，22名来自马达加斯加和莫桑比克的奴隶被送至查戈斯群岛的主岛迪戈加西亚岛，他们自此在这里重新生活、开枝散叶，地理因素让他们与大千世界久久分隔，但促使他们变成了独特的查戈斯人族群。然而，190年后，查戈斯人再次变成“无根者”。冷战背景下，迪戈加西亚岛成为美国在印度洋地区实施遏制战略的关键岛屿。美国的战略需求与英国在印度洋利益高度重合，英美于是联合谋划将查戈斯群岛一步步纳入其有效统治范围。1965年，英国强迫毛里求斯将查戈斯群岛以300万英镑代价卖给英国，以此作为允许毛里求斯独立的条件。1967年至1973年间，英国驱逐了查戈斯群岛上的居民，为美军修建军事基地作准备。

　　历史的偶然造就了这个族群，当族群被暴力剥夺记忆，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该如何自处？微弱的声音如何被世界听见？本书为毛里求斯前外交部长南多·博达（Nando Bodha）所著，他以查戈斯人的经历为第一视角，记录了这一群体在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下几十年来的悲惨遭遇及不屈的政治抗争过程，是一本同时包含绝望与希望的作品。

　　《在阿尔巴尼亚长大》更像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而非严谨的回忆录。作者莱亚·乌皮（Lea Ypi）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系教授，研究重点是康德和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这本书主要讲述了作者在阿尔巴尼亚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恰逢1990年前后阿尔巴尼亚经历重大社会制度转变。这一转折发生时，作者约11岁。通过一个从儿童到少年的视角，Ypi生动地描绘了这一时期的个人生活，展现了国家转型过程及其对个人、家庭和整个社会的深远影响。

　　这本书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书中描述的童年家庭生活高度政治化。即便是孩童玩闹、家中的摆件或学习外语等家庭琐事，都充满了政治化语言，父母和奶奶还经常为立场问题争论。随着作者逐渐揭开谜底，原来她的家族具有深厚的政治背景。她的曾祖父Xhafer Ypi曾于20世纪20年代初担任总理，并在1925年建立君主制期间担任高官，直至1939年墨索里尼时期的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Ypi随后成为摄政王，并以摄政王的身份将阿尔巴尼亚王位移交给意大利国王维克多·伊曼纽尔三世，之后成为第一个协约国政府的司法部长。这一政治履历给后代留下了长长的阴影，一代又一代受到集体歧视，包括监禁。为保护年幼的女儿，她的父母向她隐瞒了家族史，让她接受当时的学校政治教育。

　　这本书蕴含着绝佳的戏剧性，时代变迁与个人认知相互交织，产生了许多黑色幽默。作为与作者年龄相仿的中国读者，尽管对阿尔巴尼亚的了解不如上一辈熟悉，但仍能理解书中的玩笑。

　　有趣的是，西方读者和阿尔巴尼亚读者对这本书的体验截然不同。西方读者赞赏有加，带着一种惯用的“看西洋镜”的视角。2021年英语版发表后，已被译成30多种语言。而阿尔巴尼亚语版Të Lirë是一个重写版本。作者表示，用英语和阿尔巴尼亚语回忆的情感距离不同，英语版更为疏离，而母语版则让她能够情感上重新体验那些对话，但也更具创伤性。

　　作者亲身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转型”对她来说，不是一纸欧洲专家的“药方”，而是切身的生活变革——家人被迫分离、朋友陷入困顿、逃难甚至死亡。正如作者为中文版写的序言所言，这本书展现了“政治体制如何努力促进某些道德理想的实现，却最终失败”。通过这个小切口的故事，作者引导读者思考一个更宏大的问题：自由主义是如何在阿尔巴尼亚失败的，以及这种失败对个人和社会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这不仅是对阿尔巴尼亚历史的回顾，也为我们理解政治变革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独特而深刻的视角。